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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
法官说：“请证人把那天逮捕被告人时发生的情况，向本庭如实提供证言。”
安心从毛杰脸上收回了目光，她的心里那一刻一片混乱，她几乎像背书般地开始发表证言。她的证言在昨天晚上的会上经过了集体讨论，逐段逐句地拿捏过了，结构简明用词严谨。她首先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概念性地叙述了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如何立案如何长期侦查，如何在那个小旅馆里擒住那个携带帆布箱的年轻女人，然后怎么决定去乌泉诱捕接货的人。再之后，她语气呆板地讲了她在乌泉的船上，如何看到毛杰快到岸时才从一只尼龙袋里突然取出那只大象牌旅行包，说明只有刻意的掩护和伪装才需要这么做。又讲到当时她看到毛杰时非常吃惊，因为她以前认识他，是在一个小餐馆里和几个醉鬼打架时认识的。在她讲到这里时审判长插了话，审判长的突然插话令安心有些心慌意乱，她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心情紧张说错了什么，其实审判长只是详细地问了安心和毛杰相识的过程，看上去他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旁听的群众能听得更明白一点。之后，审判长开始提示安心叙述最关键的那段话。
“证人，当你和被告人发现互相认识以后，被告人和你交接那只帆布箱了吗？”
安心迟疑了片刻，这片刻的迟疑出自她无法克制的本能，她像是低头思索了一下，才很不顺畅地回答：“交接了……我看到他拿出那个旅行包，就上前对他说了暗语，我问他：‘你知道今天下雨吗？’……他接了我的暗语，他说：‘今天不下明天下。’当时我们把箱子和旅行包都放在地上，他下船的时候主动拿了我带来的那只帆布箱。”
“你有没有主动提出让被告人帮你把那只帆布箱提到岸上去，有没有主动提过这样的要求？”
“没有。”
“那么被告有没有提出帮你把这只帆布箱提到岸上去的建议？或者他拿了你的帆布箱有没有可能是被告想要帮你？”
“没有，不，不可能。”
“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被告当时跟你说了什么话吗？”
“说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让我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
安心在做出这句回答时，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回首往事，毛杰的这句告诫确实能够证明他贩运毒品的本质，但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她的关心。安心知道。她不爱毛杰，但毛杰爱她！
审判长声音依然冷静，按部就班地问道：“根据你的理解，被告让你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是指什么事？”
“是指贩毒运毒。被告当时对我说：你以后别干这个了，这种事不是女孩子干的事！他还说不管我干这事多久了，希望这是我干的最后一次。”
到这句话为止，安心整个证词的主要内容，主要想说明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她的证言有力地支持了检察院对毛杰的指控，这从现场听众嗡嗡嗡的议论声和对面两个辩护律师交头接耳的动作上就能看出。
安心说完，看了一眼毛杰，只看了一眼。或者说，她的目光很自然地，在毛杰的脸上扫了一下。她看到毛杰依然像木偶一样表情呆滞地坐着，但他的目光已不在她的身上了。
审判长要求场内肃静，然后向毛杰发问：“被告人毛杰，证人上述证词，是事实吗？”
毛杰呆了片刻才回答，他的冷淡的面容让人几乎分辨不出是过于镇定还是有点迟钝。
“不，不是。”
“你大声回答。”
“不是。”
审判长也迟钝了一会儿，才继续发问：“请你详细说明，哪一句不是事实。”
“哪一句都不是。”
“你到快下船的时候才把旅行包从尼龙袋里拿出来，也不是事实吗？”
“这个是事实，船上很脏，我是怕把旅行包弄脏才装到尼龙袋里的。快下船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的。”
“你对证人说过不希望她再干这种事的话了吗？”
“没说过。我因为和她认识，就和她聊天，好像说天气气候了，忘了说没说下雨的话了。船到岸的时候我问她那箱子是给我爸爸妈妈带的吗，她说是。我就拿了那个箱子。”
毛杰说这些话的时候，嗓子完全喑哑，声音呆板，了无生气。他用了无生气的声音，全部否认了安心的证词。
接下来应进行的程序，是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发问。公诉人表示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再发问。辩护人问了安心几句你和被告人怎么认识的，你们后来又有什么交往，你以前对被告人印象怎么样，你想到他会干贩运毒品这种事了吗，等等。安心的回答，据休庭后公诉人和老潘的评价，应对得还算妥当。关于她和毛杰认识的过程，她重复了她在证词里的说法，是在小饭馆和醉鬼打架时认识的；关于后来的交往，她说：交往不太多，后来毛杰来找过她几次，也就是聊聊天什么的；关于对毛杰的印象，她回答：了解不太深，表面上看毛杰性格比较冲动，等等。都是一般的话，不易被对方抓住什么漏洞。
然后，审判长让安心退出法庭。安心退庭前用眼睛的余光最后再看了一眼毛杰，那余光告诉她，毛杰也在看她。余光毕竟是模糊的，她没能看清毛杰最后投给她的目光是呆板的还是平常的还是特别的狠。
当天的庭审就这么结束了，从法院回来的路上潘队长和参加现场旁听的市局法制办的领导都挺轻松。尽管安心在整个作证过程中头脑发蒙、语言僵滞，但从领导们在车上交谈的口气中听来，他们似乎都认为今天效果不错，对给毛杰判刑比较乐观。
安心从法庭出来后就一直沉默，从心情上讲，她当然不可能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受到肯定而沾沾自喜。证人这个角色对她来说，始终是一片阴影。她一回到缉毒大队就向潘队长提出，如果她的任务完成了的话她想早点回广屏去，现在孩子太小还离不开她。
潘队长同意了。
下午，潘队长放下手里的事情，亲自用车把安心送到火车站，帮她买了票，告诉她已经替她往家里打了电话，到时候铁军会去车站接她。
在站台等车的时候安心情绪沉闷，默默无言，列车进站以后，她和老潘握手告别。老潘面容慈祥，突然说了这样的话：
“安心，我知道毛杰这事你心里头不大好受，这心情我理解，你们过去，过去……毕竟朋友一场。可他毕竟也干了这种事，这种沾毒的事，是没法原谅的。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往死里整他，是他自己干了杀头的事情。”
安心抬头看一眼老潘，老潘那张脸显得特别憔悴特别苍老。她说：“我也理解你队长，你父亲是被这种事弄死的。我恨毛杰干这个，可你比我更恨！”
老潘没有马上应答，他和安心对视了几秒钟，似乎在琢磨安心的情绪和安心的话。他接下来的口吻有几分不快，语调也变得严肃起来：
“安心，如果你觉得，我，还有队里其他人，我们干缉毒是出于个人感情，是因为我们跟那玩意儿有仇，那你可就错了。你要这么想可就错了。”
安心听完，没有回嘴，突然哽咽了一下，哭了。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哭，是因为老潘第一次这么板起脸来说她吗？是因为毛杰终将因她的证言而死吗？也许她这一代人和老潘这一代人在心理上和世界观上总是有那么点不同的。老潘他们把对国家、社会、党之类的原则和责任看得很重、很固定，而现在安心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却更关注个人的感情、感觉和单纯的个性，评定一件事的对与错，更凭个人的感受和心情而定。她和老潘毕竟是两代人，尽管他们都是警察。
火车就要开了，列车员开始收起车厢门口的梯子，有人在车尾处的站台上挥起绿色的小旗。安心说了句：“再见队长。”便低头上了车，火车随即咣当一声开动。她看到老潘转了身，向站台的出口走，风把他好久没时间去剃的头发刮了起来，像黑色的火焰一样甩动着。
她想：老潘这辈子，也非一个“苦”字了得。老潘过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安心回到广屏，看到铁军到车站来接她，她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才两天不见，她想孩子已经想到心疼的程度。当然，也想铁军。铁军问她：队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吗？她说完了。她默默地想，这事也该完了，她和毛杰，早就应该完了，只是没有想到是今天这么个完法。
她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努力忘掉过去。忘掉过去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而能够忘掉过去则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汲取力量。她想，这个力量就是她的家庭，爱人，和孩子！
是的，在她的心里，家庭、爱人和孩子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事业什么的一下子无所谓了。现在最让她感到温暖安慰的，最值得她去珍惜的，就是这个家。铁军和婆婆一直希望她在南德实习结束后能够分配到广屏来，并且为此积极努力地上下活动。可惜广屏市公安局不巧正在精简机构，这一年也没有接收大学生的指标，安心即便能进广屏市局也只能安排到基层去。所以铁军的意思是，不干警察也没什么。广屏公安专科的毕业生分到哪儿的都有。于是铁军的妈妈联系了市人大，他们那儿要扩充信访办，正需要进人，主管信访工作的人大副主任已经点了头。但安心离实习期结束还有七个月，人家不可能空着编制等她。铁军的意见，让安心索性把产假再续长一点，一直续到实习期结束，在休产假期间，可以先到人大信访办上班去，先把位子占住再说。
本来，安心并不想离开南德，离开缉毒大队，她对那里已经习惯并且有了感情。但在从南德出庭作证回广屏的路上，她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忘掉南德，再也不回去了。
在回家的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婆婆对安心说今天市人大的邢副主任过生日，我送点东西去，顺便再说说你调到信访办的事。你这次回去，续假的事和你们领导谈了没有？你们领导怎么说？安心稍稍犹豫，抬头看铁军，铁军也看她，安心便把心一沉，转脸对婆婆说：还没呢，不过这个假，我想应该续得出来吧。
她这样说，等于是一个表态、一个决定。对南德，对缉毒大队，她心里依然有点留恋，也有点伤感，但还是这样说了。婆婆和铁军都很高兴。铁军还说，等过两天你再回队里一趟，把这事办牢靠了。你就说你和孩子现在身体都不好，需要医生证明的话我可以去搞。安心说不用，我们潘队长对我不错，人也通情达理，过两天我给他打个电话，说说就行。
一周之后，安心还没有打这个电话，潘队长倒先来了电话。电话是在午饭后，安心和婆婆和孩子都刚刚睡下的时候打来的。第一个被电话的铃声吵醒的是孩子，吭吭唧唧地哭起来，安心哄孩子，婆婆一脸烦躁地爬起来去接电话，问了一句便把话筒递给安心，说：
“找你的。”
电话里，是老潘的声音，好像在火车站送安心时的那点气还没消似的，声音沉闷。安心问：“队长，有事吗？”老潘闷了半晌，才说：“今天上午，毛杰那案子，法院已经审完了。”
安心的心忽一下提了起来，尽管她已发誓忘掉过去的这段往事，但一听毛杰两个字，她还是急切地问了句：
“噢，怎么样？”
“检察院在宣判前主动撤诉。今天中午，毛杰被无罪释放了。”
